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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说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澳门新葡亰4588,18岁巴金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小说《信号》

2019年8月16日 - 高校联播
一次是说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澳门新葡亰4588,18岁巴金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小说《信号》

在此过程中,他固然体会到了巴金翻译的一些妙处,但也发现了一些误译和翻译欠妥的地方。但以他的温绵性格和被长期曲折的经历,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处庙堂之高”的巴金“提意见”,尤其担心自己“没事找事,自讨没趣”。但他的妻子胡明霞却是天然的乐天派和爽快人,她鼓励臧仲伦试试看,大不了碰个钉子,也不损失什么。臧仲伦这才写了封“言词恳切”的信。因为不知道巴金的地址,信是寄到《文汇报》编辑部请求转交的。

作为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念首倡者和思想领袖,亚•伊•赫尔岑以其“话语与行动”引领了俄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他的大型文学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被誉为19世纪中期“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记述了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直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夜近半个世纪俄国和西欧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真理、对社会理想孜孜以求的探索,以及作家自身的精神炼狱历程。“回忆录”不仅是一部19世纪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而且是一部关于个体生存的精神史。《往事与随想》关于“知识与社会”、“理论与践行”、“精英与大众”和“民族与世界”等问题的探索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目前对《往事与随想》完整、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对于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往事与随想》,2018

在陈思和看来,这种题材和情感张力在巴金的小说也有所体现,最典型的就是巴金写《爱情三部曲》里的周如水跟张若兰,“软弱的周如水跳黄浦江自杀了,巴金透露这是根据朋友的遭遇写的,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从屠格涅夫着作里演变过来的。”

在潜心翻译创作的同时,臧仲伦对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出版了专著《中国翻译史话》。他是新时期以后倡导和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批学者,为北大俄语专业“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给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臧仲伦教授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木木”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小说展示了聋哑农奴的悲剧性命运,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和她的看门人。在专横的女地主的压迫下,哑奴心爱的姑娘被迫嫁给一个酒鬼,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绝望中,他不辞而别……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作者的抒情笔调,感染了众多读者,英国作家加莱尔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瑰宝,它的影响超出了文学本身,据说1883年屠格涅夫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王宏图认为,巴金、茅盾等大家的翻译,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译本,但他们的翻译参与塑造了中国新文学进程。“巴金先生的译着融汇到了汉语当中,甚至成了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介绍推荐外国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翻译貌似极简单,把别人说过的话换一种语言再说一遍。其实是高难度的再创作,是一种艺术。臧仲伦曾全力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间正好有机会于1992年前往莫斯科大学访问。借此机会,他踏遍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一一寻访《罪与罚》中主要人物住过的公寓,书中提到的木匠胡同、干草市场、小市民街、叶卡捷琳娜运河等,痴迷至此,翻译起来才觉亲切。

回顾半个多世纪历经的生活和事业,臧先生得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恋任天上云卷云舒”;“走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长风破浪今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正是直面坎坷、多舛的生活遭际时拥具的“荣辱不惊”和“去留无恋”的胸怀,以及面对翻译事业的“长风破浪”和“济沧海”的使命感使得臧先生超越了既往的生活磨难,以豁达之胸怀达成翻译事业之理想。他以对个体生命的独特见解和评定、以对俄罗斯思想和艺术的深刻诠释,成就了一部又一部文学名著,为我们塑造出“以汉语言说”的几代俄罗斯文学大师形象——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高尔基。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珍藏《屠格涅夫全集》其中一卷书影

“巴金译作以文集方式集中亮相的,目前主要有四个版本。这些译着影响了一代作家和读者。”《巴金译文集》策划人周立民记得,几年前作家王蒙到上海,请几个老朋友聚会,恰巧巴金先生女儿李小林就坐在他旁边。王蒙聊起少年时代读过一本讲革命党的故事《夜未央》,还回忆了封面是什么样,然后小林老师说这正是我爸爸翻译的。

反右时,臧仲伦正在读研究生。他那时正在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一本书,天天抱着寄来的清样泡在图书馆,看稿子,没有一句话的言论,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他的委屈就在这里。当时有个分配到外地大学工作的同学来信,问他关于北大大鸣大放的情况,他给同学回信,简单介绍了一下母校的情况,言简意赅地转述了一些言论。这份信的内容被同学转述后,引起其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位同学很坦然,按领导要求交出了私信。结果信中转述和介绍的文字,就成了臧仲伦的言论,由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一戴二十余年。1957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但那经历是惨淡的,9月份开学,11月就开始批斗他,之后的岁月里,同学、同事都对他冷眼相待,见面都不打招呼。他是另册上人物。臧仲伦说,他以前一直是个年轻的、要求进步的学生,但那些岁月里,他脑子里最经常响起的,就是《阿Q正传》里的那句话:“不许革命”!

臧先生的文学译作取义精准,形神兼备,行文流畅,意指丰厚。它们既准确地把握了原著的内在精神、风格特点,又体现了汉语深邃博大、文采蕴藉的诗性特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些译著业已进入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大系,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文学翻译,臧先生始终肯认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理解原著和建构译本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他以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和思考来检视和解读俄国大师经典,并在翻译书写中与他们发生跨语言的共鸣。正如郭沫若先生在《〈浮士德〉简论》所言:“我是在这样的了解之下,花了工夫,把这全部翻译了出来,不消说也把我自己三十年来的经验融汇了进去。说不定已不纯粹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只是我所听出的‘不如归去’”吧。

9、奥加辽夫的诗歌《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的最后几行。

《木木集》

早年俄罗斯文学传到中国,哪些作家是巴金最心灵相通的?“我觉得就是屠格涅夫、赫尔岑。”陈思和分析说,巴金的文笔很轻巧,你很难设想用巴金的文笔去翻译托尔斯泰,“他不是那种沉重型作家。屠格涅夫和赫尔岑长期生活在法国,都是贵族,尤其是屠格涅夫跟莫泊桑这帮人感情非常好,法语都是一流的。比起托尔斯泰的厚重复杂,屠格涅夫更多接近西欧文学,那种浪漫的、抒情的,诗一样的语言。这种语言恰恰跟巴金的教养、修养是吻合的。”

人生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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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按:这是指1854年作者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在本书中文字已略有改动。

《木木》俄文版插图

来源:文汇报许旸

采访中,臧仲伦说过一句听来痛心的话:“我翻译,并不是我只能翻译,我还能干别的。”老一代学人的人生当中,每每都有这个“别的”。但因为命运、机缘,还有时代的原因,那个“别的”,最终也只是一个梦,成为垂垂老者生命中一道绚烂又凄丽的霞光,或者,一道不足为外人道的伤痕。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的“文本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上个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翻译出版了《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的《家庭的戏剧》。70年代,巴金先生译成《往事与随想》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付梓出版。70年代末,巴金先生和臧仲伦先生共同就中译本的部分问题——诸如语言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解读和阐释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并最终确定了这部回忆录的中译题名——《往事与随想》。目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由巴金先生的译作(前两卷)和臧仲伦先生的译作(后六卷)合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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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姆(1817-1888)是德国诗人、小说家,1849年发表《茵梦湖》(本书译作《蜂湖》)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三十多版次。作者自认为,它是“德语诗文之明珠”,并希望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诗与青春”是作者吟咏的主题,怀念往昔,是作品忧郁的情调,这些本书各篇作品中回旋,让读者读后也千肠百转。译者巴金说,“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

“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巴金的翻译观非常直白,译我所爱。“巴金所翻译的东西,大多是跟他的理想接近,他愿意通过翻译作品来把理想、信仰告诉大家。”陈思和举例说,巴金没有专门翻译过托尔斯泰,译的多是偏爱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如《散文诗》里《门槛》写俄罗斯一个女革命者牺牲的故事,还翻译了屠格涅夫两个长篇《父与子》、《处女地》,都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透着跟沙皇制度斗争的反抗精神。

在很“大”的“学”校里待得不久,臧仲伦调去了华东军区(三野)外国语学校,表现突出,曾在“立功创模”运动中立过三等功。看起来一切都那么好,祖国正在光明的起点,20来岁的年轻人也一样,人生才刚刚起步,而且前途一片光辉灿烂。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译者之一——臧仲伦先生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1952年,臧仲伦先生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就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师从曹靖华、余振、魏荒弩等著名翻译家。5年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3年起,臧先生开始发表翻译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臧先生孜孜以求,兢兢业业,默默耕耘于文学译坛。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大雷雨》、《切尔卡什》等等,总计约一千万字。另有二百五十万字的译作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出版或尚待发表。

编辑推荐

《巴金译文集》珍藏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这种对屠格涅夫的隔空致敬,还体现在“客厅对话”上。陈思和说,巴金写的小说大多数是男女在客厅里的故事,两人在辩论爱还是恨,或对这个世界怎么看,“屠格涅夫最擅长的恰是客厅里的故事,对人的感情互动处理得很细腻,写得非常动人,这对巴金影响很大。巴金小说里不少场景也是通过对话、通过客厅来阐释的。”

1977年末,社会环境渐次回暖的季节。臧仲伦也跃跃欲试,想做点事情。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成见和老规矩、老习惯还在,门槛也多。他在彷徨中无所适从:一方面不甘心蹉跎岁月,欲罢不能,另一方面,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摘帽右派,能干什么和怎么干,又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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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赫尔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一个青年人的笔记》,它登载在1840年和1841年的《祖国纪事》上。

本书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初版名《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平明出版社排印时改现名;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翻译是“拣来别人的武器”,长成自己肌体的肉

多年来,臧仲伦的翻译工作到了疯狂的状态,虽然年逾古稀,而且患有青光眼,视力不好,但他每天早上5、6点钟起来,伏案工作一整天。在房间的另外一边,另一张书桌上,他的“仙妻”胡明霞埋头为他誊清译稿。

臧先生的文学翻译实绩在俄国文学翻译界、乃至外国文学翻译界均赢得了普遍的认同和赞誉。同时他的翻译成就也为从事俄国文学翻译、乃至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后辈译者树立了难以企及的标尺。其功之谓巨,其业之谓伟。2007年,臧先生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往事与随想》序言

本书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附录中《在厅子里》一篇系作者晚年时才发现;其他几篇文章,谈到该书与译者不同时代的关联,对理解作品大有帮助,故附录于后。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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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新的一页揭开了。虽然开头还有些波折——人是考上了北大,地方上却愣是不给他开户口迁移证。他去跑了好多趟,都因为档案里三青团的事被卡着。后来终于搞清楚状况了,负责办事的是个过江老革命,一次说漏了嘴,说臧仲伦的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原来臧仲伦每次去办事,只喊他“秦某同志”,不叫他“秦所长”,秦所长不高兴了。下一次臧仲伦去,秦所长长秦所长短的,很快办妥了一切手续。人生新的一页真的揭开了。

 

责任编辑:

收入本书的两本书,曾经深深打动过少年时代的巴金,并对他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转自:中国翻译研究院

臧仲伦在北大的求学经历也传奇。因为学过俄语,较之没有基础的同班同学,他学得相当轻松。年轻人闲不住,课堂上难免搞点鬼。老师觉得他上课不好好听讲,对别的同学影响不好,劝他干脆跳一级,这样他就直升大三了。才学了一年,1954年,又被保送读研究生,等于大学只读了2年。

数十年来,臧先生在进行潜心翻译创作的同时,对翻译文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他是新时期以后倡导和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批学者,并为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臧先生为俄语专业“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目前这些毕业生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外事外交等领域发挥着中坚和骨干的作用。

7、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京(1814-1873),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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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手”巴金懂十几种语言,这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很少见

巴金亲自开启了臧仲伦翻译事业的大门,从此,在北大筒子楼一间十四平方米的陋室里,他挑灯夜读,开始了兢兢业业、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的优势是能够对照俄文原文校订,比如书名《Былоеидумы》,以前有人译成《往事与回忆》,巴老改译为《往事与沉思》、《往事与深思》、《往事与思想》等。臧仲伦提出若契合作者本意,译成“随想”、“随感”、“杂感”更妥当些。巴金因此将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并称“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

此外,臧先生还分别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它们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二百五十万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巴金也是在远离祖国的时候开始决心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篇章也伴随着他带给他力量,他说:“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他还说:“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虽然谦称本书是他的“试译”,然而却被视为精品得到几代读者喜爱。

最新译文集出版后,周立民寄给了95岁高龄的作家黄永玉,“他女儿不久发条短信说,刚到家就看到爸爸捧着一本书头也不抬地看,就是你寄来的译文集中的《秋天里的春天》。”周立民感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作家不少都是现代文学浇灌培养出来的,“但现代主义作品读多了以后,再重温巴金译笔下的古典着作,觉得有一种特别正的声音,这种正的声音带给我们生命境界的开阔和提升是不一样的。”

译事多艰

日前,俄国现代思想先驱,著名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的《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150万字煌煌巨著由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和著名文学翻译家臧仲伦先生合作翻译完成,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译著凝结了两代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心血、汗水和期冀。与此同时,面对一个世纪前俄国和西欧的知识精英及其行动和思想,两位翻译家将各自的社会认知和思考、生命体验和感悟投射其中,对赫尔岑“故与思”的召唤各自给予了独具品格的回应,为这部《往事与随想》中译本凭添了非同一般的魅力。

赫尔岑(1812-1870)是一位巨匠,写作《往事与随想》耗时十五年之久。列宁在赫尔岑百年诞辰时,曾发表“纪念赫尔岑”,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达到了其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而在另一方面,赫尔岑也得到以赛亚・柏林的极高评价,柏林这样写道:“以敏锐而且具备先知之见的时代观察家言,他(赫尔岑)拟伦于马克思与托克维尔;以道德家视之,则其意趣横生与富于独创,俱过此二人。”

巴金翻译的《狱中记》是节译本,最初翻译是1935年旅居日本时,当年回国后,“我在上海虹口公寓住了半个月,编译了这个节本《狱中记》。我很喜欢他的文章,可惜他所写的美国监狱生活,我译起来相当吃力,因此,介绍全译本的计划无法实现,我感到遗憾。”本书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你很难设想巴金的轻盈文笔,去翻译沉重型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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